2019-09-17 鄉音 極短篇

馬偕旁邊的水源市場, 是多少年的眷村市場, 近孟竹國宅及忠貞新村。 剛搬來新竹的時候, 光復路上戰車競選的是馬和柯俊雄。 我住的地方是近關東橋營區,小孩聽今宵多珍重上床睡覺的。 那時,鄰居過雙十節時,家家戶戶掛國旗,是當年金門胡璉的部隊。

有一回,在光復路上買水果。遇見一個榮民老兵,拎著水果,他從南部上來拜訪朋友,迷路了, 操著一口大家都聽不懂, 只有我聽得懂的鄉音。 正好要去我住的營區,我招呼他上車,載他過去。 孩子們非常吃驚,我願意幫助陌生人。。。。 牽動我的心的,是他焦急無助的鄉音。

沒有提到的是,當我把老先生交給他同樣年邁,焦急眺望的同袍後,那回頭偷偷拭去的,孩子們困惑看著的,眼淚。


孝光 致立寰:猶記贺知章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猶把老叟當老父,猶記當年父女情。人未老朽,仍可記憶,這是一份幸福!

孝光猜的對, 那時家父過世未久。。。。。


2019-08-06 清華大學盲人中心錄音書

大一英文課本裡, William Wadsworth 的 "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印象頗深。多年後去湖區" the lake district" 觀光, 也就是此詩發源地 ,在湖濱小旅店吃早餐,隔壁桌的英國先生突然朗讀起此詩,喚起当年記憶,遂同聲背誦。二桌相視而笑,互舉咖啡杯致意。


邊緣光影 (首頁) (按右邊即可收聽) 盲人中心錄音01


漂鳥集 (I) 第001-153首  
 (按
右邊即可收聽)  盲人中心錄音02


to share.


邊緣光影

-羅布泊記

樓蘭已毀 儘管
那裡曾經有過多少難捨的愛
多少細細堆砌而成的我們
難捨的繁華

當你執意要做善變的河流
我就只能
成為那遷移無定的湖了

而我並沒有忘記 每個月夜
我都在月光下記錄著文水的痕跡
為的是好在千年之後
重回原處 等你 


(席慕蓉,邊緣光影 1999)

讀詩給孩子們聽

讀詩給孩子們聽。

不再進行全職工作之後,我終於又開始了對生涯的重新探索 。這說法雖然有點用到浮濫。。。。我現在可以全職作自己。

花卉攝影、寫詩、照顧父母的朋友、成為子女的朋友、去母校作顧問、修房子、打掃內務、運動、down size everything….

我能夠為孩子們留下什麼呢? 我的花卉與海邊照片、文字創作、也許還有我的聲音?

聯絡了清華大學的盲人服務中心,我去問他們說,有沒有機會去幫盲人讀書,錄音將來可以供下載借閱 。當然,這個學法律的人,是首先確認了,不論讀哪一本書,在錄音檔的開始,都要說明這是純粹是為了社會公益、非營利使用,乃致不會有著作權上面的爭執。

到底要錄什麼書呢? 其實也想了一下。 書架上的書,在 這幾年陸續的裝箱送人 ,就算是我那最愛的那整套國家地理雜誌,120 的原文版,也裝箱送去了貢寮的一家新開的 咖啡店,給店東,一位也是法律系畢業的夢想家,做鎮店之寶了。

一本十萬字的書,一分鐘讀220字,要 454分鐘讀完,加上二點五倍時間的前製與後製,約要1590分鐘!!!!每次進錄音間, 2小時為朗讀上限,否則會失音,效率下降。需要14個工作天!!!

第一本試錄的書,是一本小書,是泰戈爾的漂鳥集。

這一本書,我的印象頗深,是在國中一年級的暑假, 開始學英文的時候,讀的第一本書。 其後又陸續讀了他的新月集等等 。之後,輾轉讀過不少詩集,造成的不止是對詩的思念,很多的時候, 在面對自己的攝影創作的時候,也不期然的加入了自己寫的短詩。


夏天的漂鳥,到我窗前來唱歌,又飛去了。
秋天的黃葉,沒有歌唱,只嘆息一聲,飄落在那裡。
  ──《漂鳥集》.1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h.—Stray Birds1
沒有受過正統寫詩訓練,也正好不受框架,隨心感遇,或許可以比較真誠的面對自己。試錄的第二本書,是席慕容的詩。 隨手挑一首吧!  

蓮的心事 (1981)

是一朵盛開的夏荷
多希望
你能看見現在的

風霜還不曾來侵蝕
秋雨還未滴落
青澀的季節又已離我遠去
我已亭亭 不憂 亦不懼

現在 正是
最美麗的時刻
重門卻已深鎖
在芬芳的笑靨之後 
誰人知我蓮的心事

無緣的你啊 
不是來得太早  就是
太遲

讀完兩本詩作之後,終於或多或少學會了如何做錄音檔,笨拙的操作軟體, 陸陸續續地挑選自己愛讀的書, 預約進入錄音間。 這是試錄,聽聽看。點選這裡清華盲人中心念詩錄音。也可以到清華大學的盲人中心,借閱錄音書。 讓我讀詩給孩子們聽。

大哥的女人


有一回到香港出差。。。。

我那個時候的工作非常忙碌,往往會到不到最後一分鐘,也不能離開公司去搭機。這一回,去香港出差的時候,也是在最後一分鐘抵達機場,安排到最後一個座位。上飛機後的時候,發現根本滿機。坐到惟一剩下的中間位置,旁邊還坐了一個身材、肚量非常龐大的人。

這回,旅程會有點擠了。心中有點懊惱, 無奈,但想一想,也沒有關係,因為香港的旅程非常的短,一會兒就到了。有時候, 那ㄧ小杯名牌冰淇淋,都不得慢慢享受。

喘口氣,我坐下來,把打開報紙,把臉遮住就行了。

這時候,有趣的事情發生了。在等待起飛時,不停的有人來到座位附近觀望,我也連帶著遭到奇異端詳。

我心想,他們在看什麼呢? 原來,他們都是來跟我坐在我旁邊的那一位先生打招呼的。言語中,偶爾流出,你也去香港啊 ? 以你的身份,怎麼也坐經濟艙,為民服務啊,這一類的說法。終於, 我也不由得好奇起來了。他會是誰呢? 從報紙的細縫中偷偷的瞄去。看了,也認不出來。但,有注意到旁邊這一位先生,在飛機上,上裝口袋抽出來的,一本紅色封面的護照, 填起過境表格。

這太棒了。兩岸交流於今真方便,或許是訪台高官呢。但,他明明是從台灣來,操台語。反正,這也不輪我們市井小民多做追究。難得可以坐下,看份報紙吧,下機後,我還有正班工作要開始。

香港很快就到了。下飛機前,整理東西的時候,突然,我前排、後排、兩側,四面八方的人,通通站起來了,而且個個都相當魁武。原來,他們是這個我旁邊的先生的貼身保鑣!!

突然領悟,原來,在飛機上投射過來的好奇的眼光,不只是為了我旁邊這一位名人,並且還是研究他旁邊的那一位都會女子!! 

他們以低調的、非直視的眼光看著我,確認一切安全,連路過的空中服務員,也對我點頭示好微笑。好奇著這位不識相的,還在電腦上工作,滿手英文合約加註解的,是哪裡來的竟然可以自在安然地、煙視媚行,坐在大哥的旁邊 !!

誰會敢坐在他旁邊的保留座呢? 想必是大哥的女人吧!!


那個時候,離桃芝風災不久。坐在我旁邊的人,如果是他,說來令人"仰慕",因為他的私人直升機,曾經穿過我新竹居處的窗前山區,往竹東尖石飛去,運送救災的粽子。

待我研究一下 "大哥的女人" 的行為規格 (Code of  Conduct)!!!

下次下次! ,我,我, 我一定會表現的更專業!!!

西屋科學獎剪報一則


吾兒蔡靖高中的時候對物理實驗頗有一些興趣。

那年暑假,他聯合了三個班上的同學 一起 做實驗、  報告。打算要送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進行美國西屋西門子 公司所舉辦的,據說有小諾貝爾獎之稱的,高中生西屋獎科學競賽。

那時我忙於科學園區智慧財產權國際爭議廝殺,生活也內外交相迫,只知道大男孩們在所住科學園區的宿舍陽台上,忙得不亦樂乎 。在暑假的末時,竟發現家裡大多數的鍋子、水桶、水盆,都淪為實驗器材,穿洞漏水!!! 他們在做一個利用光學原理計算, 收集實驗數據的噴水動力旋轉實驗。

在比賽送件截止的那一天, 孩子們終於將把實驗做完,分析數據, 對照假設,寫成科學報告。快下班了, 兒子打電話來說,媽媽,我們要用聯邦快遞24小時的寄送服務,把實驗報告寄到 普林斯頓大學  請載我們去寄件, 以學校收件戳為憑。

這種小事, 我當然樂於服務。

一陣混亂後,我瞠目結舌的看著他們,跟他說聯邦快遞每天飛離台灣的飛機,在下午3點已經起飛了,就算以快遞收件戳都不及!!!

不是電視廣告上面所說的,24小時抵達嗎? 大孩子們懊惱地問說。

我們在地球的另一端。就算利用時差與真實還是有距離的。孩子們當場說,那怎麼辦截止日期就是今天!!!! 他們原已經計算好要利用時差的時間,以至於寄到的日期是對的。

正在壓力升高之際,幾個大男孩一陣安靜。身為虎媽, 天塌下來也要扛住啊!

大家正在沉默思考的時候,我告訴兒子說,讓我來打幾個電話 

我們先在網路上搜尋最靠近普林斯頓大學的印刷公司,一一詢問哪一家可能可以接這個臨時案子。請孩子們跟店東討論技術上能否由網路傳輸將內容規格傳過去,在數小時內製作正本,幫我們去大學遞件。


我在一旁仔細聆聽蔡靖與對方討論技術細節,選擇印製排版,確認版本,也確定對方冷靜地接下了這件簡直不可能的任務。

於是,幾個高中孩子在台灣這一天結束前,美國東岸天亮上班後,將報告傳給這一家小小的印刷公司,請他做成數本的申請競賽報告,在當天下午印出,在截止當日下班前 ,幫我們親自送到普林斯頓大學,取得送審資格,順便還寄幾份給我們當作留底。

虎媽問完報價,刷卡付錢,大功告成 

在數個月之後,消息傳來,這四個男孩子獲得了台灣第一次的美國西屋獎的入圍通知, 上了全國新聞。

孩子們隨後再接再厲,去台北參加高中科學競賽。 這群中文英文都很好、彬彬有禮的孩子,站在建中的對面的科學博物館大廳裡接受評審 ,成為台灣的亮點。

比賽的那一天,他們也是連夜的趕工,做到天亮, 換好衣服、帶著結果,就要上台北參加比賽。虎媽開著那台七人座的Nissan Quest, 將孩子們與眾多參展行李趕上車。上高速公路前,孩子們可憐兮兮的問我說,阿姨,我們可以去星巴克一人買一杯咖啡嗎我們都已經幾天沒有睡了

我看了他們要送展的報告及海報文宣, 不覺擔心起來, 因為全部都是手寫的、手貼的手工成品。 我可以想像,在台北參加國際比賽的孩子們,花了很大的成本送印輸出海報。他們竟是展出手工品!!! 而且是粗手粗腳的那種!!!

 在已經要遲到的飛車去台北的路上,我問道,競賽地點在哪裡?

孩子們說,在南海路啊!  阿姨,你不是北一女的嗎?  是在建中的對面,科博館,你一定會找得到的。

此時, 身為虎媽的我 ,也不覺啞然失笑。那個夢中已不復見的青春女孩,跟你們一樣是十七歲的時後, 怎麼可能去建中附近遊蕩呢我們最多只能夠做到,生物課,到植物園裡面的池塘去撈水螅作實驗,美術課,荷花池寫生而已。

在南海路上,多年不復熟悉的路邊 ,我把孩子們送進去了。在路邊暖陽下小停, 心中不禁微笑起來。這一季的荷花快要開了嗎?

 這一次的比賽,他們也得了全國的首獎。

多年後,這一群孩子們各自也走了不同的職業生涯。其中一位專攻歷史,得到柏克萊的歷史博士,現在是法國巴黎大學歷史系的教授, 另外一位則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學位後, 在德州做財務金融大數據分析, 還有一位是則是去中國大陸闖天下。吾兒 蔡靖在美國加州發展, 2019年三月份的時候,獲得他的母校 普度大學 (也是第一位登陸月球太空人阿姆斯壯的母校的年輕傑出校友(科學組) 

回想起當年掙扎著要送競賽報告到美國 、清晨開車載他們去台北參加比賽的日子, 我想 ,我也會很興致盎然地,看著與祝福著孩子們 讀書、就業 、慢慢的漫步於他們的柳暗花明人生路。



長大後,孩子們以同一姿勢拍照,寄來留念

同班同學的紫衣美女李瑾,也是大學教授了








2019-06 鳳凰專案的二三事 Remnant Memory Re Project Phoenix


鳳凰專案的二三事                                                               陳立寰 
----"回憶kuang的往事                                                華邦工號  79344

因為工作的性質,法務智權與公司很多不同的部門有合作的機會,且多是在技術授權、合約談判的部分。 Kuang合作,卻起始自一個迥然不同的角度。

那是一九九六年的十月, 華邦新建將完工的三廠發生了一場小火災。 由於是在無塵室內,所以煙燻損害 就非常的嚴重了,不僅僅是財產險、工程險 以及各種不同損失的精算,我們在最短時間內,面對一個初上市公司各個功能的風險處理。

火災發生後一週,當時身為研發主管的Kuang臨危受命,接下了 Project Phoenix 鳳凰專案 (取自浴火重生之意) 的專案主持人工作。混亂中,Kuang使用由美國品質管理大師愛德華‧戴明(Edwards Deming)的「PDCA循環」,我們在研發大樓成立作戰室,每天清晨由Kuang親自主持晨會, 傍晚更新工程記錄簿。同仁搬來一整面牆的白板,於是,不僅在不同的教科書裡面才能看過,同事們真正見識了一位嚴格訓練出來的專業經理人 ,應該會的標準解決問題的手法。我們在作戰室裡工作超過 三個月。

在這面對對公司絕大的危機的一百多天裡,大家一起穿梭於泥濘,吃風飛砂的便當,喝雞精加維他命。素來溫文和氣的Kuang 在作戰室裡,一個個項目的 審視當天的計畫,進行差異分析,掌控人事時地物,沙盤推演,然後再進行下一步的 action 周而復始 ,主持艱鉅複雜的鳳凰計劃。

那是一場牽涉國內外十七家保險公司與至少兩家再被險公司,產業 的談判 ,需要進行數萬件採購項目的價值精算。八個多月之後,經團隊的努力,我們獲得了 近百億台幣的賠償, 繼續前行。
 
猶記,那年七月,百年最強的賀伯颱風當天, 園區停電,靠在Kuang辦公室窗邊,幾個同事,藉著暴雨中的日光 ,一起梳理一家日本大公司的授權合作合約。他在台灣的日子,經常在科學園區的打球。網球場就在園區宿舍 的附近。 偶爾經過, 也會也會互相點頭問好。
之後,流浪在不同的科技業大公司裡的我,每到一處,也都 堅持在辦公室裡,要有那麼一整面牆的白板。
而,對那浴火重生的日子,我們共同走過,永誌不忘。


Remnant Memory Re Project Phoenix                                             LH Chen

----“The special days working with Kuang“                              WEC ID 79344  

It is legal’s job to co-work with various different WEC function, mostly in the areas of tech licensing or contract negotiation. The assignment with Kuang, however, had started from an entirely different angle.

October 1996, a small fire accident occurred at the then nearly completed WEC fab. The origin of the fire might had started somewhere in the clean room, which meant a devastating smoke contamination, resulting in property damages, construction damages as well as intricate actuarial loss calculation, the newly IPOed WEC suddenly had to deal with all facets of risk management.

The week after the fire incident, Kuang, the then head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epped in as the project leader of project Phoenix (meaning: to rise from the ashes). Braving the chaos, Kuang lead us via adopting the PDCA cycle from the American quality management maestro Edwards Deming.  We set up a war room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ilding. Kuang hosted the daily early morning meetings, then update the engineering note books in the evenings.  People installed a long wall of white boards in the war room, thus we were able to experience, in addition to some random reading from various textbooks,  in first hand, the standard problem solving know how an extensively trained professional manager should be well versed in. We stationed in the war room for more than three months.

During the one hundred some days when WEC faced, by far, its biggest survival challenge, we treaded through mud and grime, ate lunch boxes mixed with wind blown dusts, had chicken essence and swallowed vitamin pills together. Kuang, soft spoken and mild, checked the daily agenda task by task, explored the deviation analysis in men, machine, material and method, the boundary of our sand box, the team devised the next actions. Pressing on with the cyclical PDCA drill, Kuang managed this labyrinthine project with the team members.

The war of negotiation was against seventeen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at least, two re-insurance conglomerates. Tens of thousands procurement items went through the valuation. After eight long months, the team’s effort resulted in an insurance payment close to three hundred million USD. WEC marched on.

Some people might still remember, one July afternoon, the year when typhoon Herb, the biggest one  in the century, loomed over the science park,  the power was out, several of us gathered in Kuang’s office to sort through a major Japanese tech license and coop contract by the window. When Kuang was in Taiwan, he played tennis in the park tennis court near the residential zone. We would exchange some pleasantry or simply nod when our paths crossed.

Then, during my roaming years among high tech giant companies, I would always insist on putting up a whiteboard wall in the offices where I went.

Yes, the project Phoenix days the WEC team walked through together will be fondly remembered.